簡介
百集文化系列片《大師》是上海文廣傳媒集團真實頻道以欄目形式打造的一個電視文化工程,是今人重讀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構想,是我們與觀眾共同走近“大師”、感受偉大的一種嘗試,是用敬畏和自信來打造藝術精品的一種努力。通過展現大師的思想和精神,傳播民族文化的精髓,彰顯民族精神。這可以啟示觀眾在今天全球化的語境中,審視和反省我們民族走過的現代化道路與歷程,重新發現和闡釋大師對我們的意義。
創作
徐冠群的辦公桌上堆著厚厚一疊書,中間夾著筆記本,上面有各種顏色的圈圈劃劃。做一集40分鐘的《大師》,前後創作時間是3個月,他要花2個月讀書斟酌,寫文案打草稿,總會用掉
四五個記事本。徐冠群每次創作,不把三分之二時間泡在圖書館裡,就會坐立不安。徐冠群說,想讀懂大師,唯一的辦法就是扎進故紙堆,對比幾個版本的傳記,查閱幾十年前的新聞報導……
在他主編的《大師》系列中,徐冠群說對馬相伯印象最深。1840年出生,1939年去世,馬相伯的百年人生里經歷了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的中國歷史。他為興辦教育將全部房產家財捐出;他創辦復旦大學,培養了蔡元培、黃炎培等諸多大家……國門被西方槍炮打開的年代,馬相伯力圖中和中西文化,用教育救國。“他的包容和寬容,或許最能給現在的人啟示。”徐冠群說,“馬相伯曾問孫女,‘什麼也沒有留給你,連原本該是你的錢也沒給你,你恨爺爺不恨?’他的寬容以及他向家人尋求的寬容,讓人看到了一位大師的內心。”在40分鐘的片子裡,馬相伯沒有被載入那些慣常的符號,所有頭銜稱號都棄之不用——作為開篇之作,《馬相伯》為《大師》系列定了基調,這成為一個原則,“就說他們怎么想怎么做,大師不應該再被符號化”。
關於小眾和大眾矛盾的答案
同學聚會時,很多人羨慕徐冠群能堅持大學時的紀錄片夢想,他們當年都曾在課堂上被紀錄片感動,想在畢業後成為一個紀錄片“麥田”里的“守望者”,不過最終如願的寥寥無幾。
但身在其中的徐冠群別有感觸。“也常常聽人說他們愛看紀錄片,我只笑笑,就當是對紀錄片的恭維。”他說。
1998年從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畢業後,徐冠群先後在中央電視台和上海電視台做紀錄片。儘管參與製作的不少片子堪稱精品,但很低的收視率不時困擾著他:紀錄片需要做什麼樣的堅持和改變?在製作《大師》中《華羅庚》一集時,徐冠群說自己似乎悟到了關於小眾和大眾矛盾的答案。
“華羅庚的數論理論,我至今也弄不大清楚。”徐冠群說,“但除了高深的專業,和華羅庚聯繫在一起的,還有統籌法、優選法等實用數學方法;華先生幾乎走遍全國,讓千百萬人了解這些數學方法,套用到實際的生活和生產之中。他為了推廣數學隱姓埋名,後來赴英國演講,把外國同行嚇了一跳,他們本以為消失30年的華羅庚已不在人世。”
華羅庚“千百萬人的數學”在徐冠群心中演化成紀錄片的出路。“拿到《大師》選題的第一時間,有人會想賦予每個人物一個主題——要做成生平簡介,或者事跡報告會嗎?那只能讓已經符號化的大師,離大眾更遠。”透過“這些人”、“那個年代”,讀他們的人生經歷,摒棄附加的概念、定義去看他們的本色,才能有判斷。“大師從不自命清高俯視眾生。而紀錄片最本真的功能,也就是記錄和表達,不需要穿什麼華麗的衣袍。”他說,“大師和紀錄片,都不是空有名號和借來標榜的文化符號;他們的存在,為的是一份關於美好的價值守望,告訴同樣堅守著的人,你並不孤單——這已經足夠。”
導演
王韌在1996年憑藉跟蹤三年拍攝的《費達生》而獲得中國電視金鷹獎、中國紀錄片學術大獎,他擔任總編導的紀實頻道《大師》欄目以其恢弘的歷史感與學術思想價值幾成上海電視界人
文守望的代名詞。開播至今,先後拍攝播出了馬相伯、蔡元培、陳寅恪、黃炎培、沈從文等近百位中國現代大師的故事,在社會引起巨大反響。王韌表示,《大師》欄目與拍攝紀錄片《費達生》(費達生是費孝通的姐姐)有著直接的淵源關係,“可以說《費達生》決定我以後的走向,《大師》只能這樣拍,而通過《大師》我們想表達的就是——人文關懷不是時髦,而是一種操守。”
評價
《大師》是良心工程。20世紀是中國大災難、大動盪、大變化、大轉型的時期。中國從被外強瘋狂宰割的封建國家,到上個世紀90年代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。在這樣的100年裡,中華民族的的先賢們奮鬥不止,在實業、科學、文學、藝術、教育、新聞乃至宗教等領域裡有開山之功,湧現出的一批燦若星河的大師。他們的命運軌跡與時代相連,他們的思想和精神應該引領我們這個仍然在奮鬥的民族。寫他們是在重溫一個時代。
《大師》是精品工程。真實頻道將在兩年時間裡,運用最先進的高畫質電視設備,集中力量記錄100位大師的故事,以恢弘的手筆、大氣的製作,完成我們所承擔的文化使命和精神責任。這將是上海電視紀錄片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嘗試和突破。